什么叫水晶玻璃

虽然，我国政治素偏消极，但是，以民权思想的发达，民主政治的推动，贫官污吏的没落是毫无疑义的，政治的清明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正士》: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君为民牧，故民为君之臣。

且平原之地，便于划分，乃产生分田、授田之制度。2.罚:三让而不悛改者，挞击之，市制，犯质剂市令者罚泉布。尽人之力，尽地之利为我国法律之神髓，土地皆为国有，依一定之法律，以授予人民。商君受之以相秦，改法为律。此时之兵制，根于户籍，寓兵于农，即兵即民，有事时，地方长吏率领以至，即为之将领。

(四)因袭期汉高祖人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唐制凡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各置推官一人，推鞫狱讼，府、州、都督府、都护府，各置司法佐。收回香港主权是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处理社会关系的办法实际上仍和往日一样。为了摆脱西方的控制，中国参照西方的模式制订自己的法典，先后颁布的有1929年至1931年的民法典(包括民法和商法),1932年的民事诉讼法，1930年的土地法。司法工作由根本不懂法律、只经过文学考试晋升的行政官员负责，他们审理案件听取的是世代承袭的熟谙律例的衙门师爷的意见。 482.法典的编制 这种没有法的社会理想似乎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重新成为问题。

法学家援用抽象的条文就很有可能妨碍采用必要的和解办法，不论他们意图如何，这样做是鼓励违反社会利益的应予指责的行为。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对法律的反感更为强烈。

法家理论阐述的法的概念和法律的概念非常近似西方流行的概念。故朕意以为对好讼者宜严,务期庶民视法为畏途，见官则不寒自栗(Cité par S.Van der Sprenkel, 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 na，1962,p.77)。法律可以向人们提供行为的准则，或者对违反社会利益的行为人构成威胁，从而起有益的作用，但并不存在必须按照字面严格遵守法律的问题;在法律的实施和运用上，必须十分慎重。因此，应承担的损害赔偿的数目不应该超过应对损害行为负责的人的负担能力，不能使他本人及其家属因之陷于绝境。

[[7]]Cohen (J.A.): Chinese Mediation on the Eve of Moderniza tion，54 California L，R(1966)，1201-1226.[[8]] Tsien (J. et Tche-hao), loc, cit., p.432[[9]]Tung-tsu ch'ü, 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1961):法律只关注维护家庭成员的身份地位而不关注规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最应该讲究的是和解精神与协调一致。当权者自己则更应成为生活和自然秩序协调一致的表率;这是他们最根本的职责。[[11]]当事人如果想在私法方面取得国家的干预,就必须控告对方有犯罪行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当事人的这种做法一般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若当事人进行控告而提不出证据,他自己就要招致严厉的惩处。

全部大清律例》还包括注疏、解释和案例，作说明法典正文之用(McAleavy, op.cit.，p.119-122)。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老百姓视法院为畏途,促使他们寻求用诉讼以外的程序谋求解决争端。

[[12]]这些法典在福摩萨(指我国台湾省。公共团体与国家本身是按照家庭的模式设计的，它们避免干预保留给家庭的庞大范围内的事务。

[[12]]这样在表面上,中国法已西方化，属于由罗马法衍生的各国法的法系。争端应该加以消除,而不是判决或仲裁。说服教育第一,而不是依靠权威或压制。提出的解决办法应该在大家都认为是公正的情况下，为双方自愿地接受,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之而丢面子。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最理想的是根本不需要援用法律，法院也根本不需要作出什么判决。

478.天理与和谐 中国传统所特有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在十九世纪之前一直独立地发展着，不受外来影响。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只能在暗中进行。

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译者)仍是现行法，但在香港则从未实施,因为英国在1843年并吞了该岛(香港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在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远渡重洋,用炮舰夺走了香港岛,此后又用炮舰夺去九龙司，强行租借新界。

决定世界安宁和人的幸福的是和谐。[[3]]法律并不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争端的正常方法。

[[9]]要了解在我们称之为私法或民法的领域内传统的中国实际遵循的准则，必须撇开法律而只考虑习惯。还有一句俗话是:赢了官司赔了钱。至十三世纪蒙古人统治中国时期，当局公开主张鄙视儒家思想,对崇敬孔子的文人视同娼妓、乞丐，列于社会的最下等阶层。[[5]]在各方面都勇于认错的气氛中,要求分别作出让步，接受调解人的调停是不难办到的;此外,对舆论的畏惧往往能使接受调停带有强制的性质。

由于法家同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相差太大,他们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未能在中国传播法治观念和法高于一切的道理。[[1]]天地都听命于不变的规律，人则是自己行为的主宰;世界的安定与否取决于人的行为。

它与西方的概念根本不同。尽管如此，当权者应防止专断;权力的运用也要合乎礼,并应受道义的约束而变得比较温和。

当本省发生社会秩序骚乱时，他们就向皇帝请罪,甚至引咎自刎。但这些理论同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13]] [[1]] Gernet (J.):Le Monde chinois(1972).以前在西方求助于神意裁判作为证据方法,也是根据同一观念。它的公开设想是认为存在一种天理，包含着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法学家的理论,尤其是在韩非子的著作中论述的,确认永久性法律的必要性;这些法律应该为官员们所懂得;个人应该严格地受其约束。

儒家学说在汉朝(公元前206年起)重新兴起，并从此成为中国的思想的主导。道义要求在下命令之前先进行解释，在判决之前先进行仲裁,在惩罚之前先予以警告。

官员的这种行动往往促使庶民自省，考虑自己是否是真正的罪人。G.Boulais曾用法文写过《大清律例》的摘要,书名为Ma- nuel du code chinois(1924);请参考P.L.F.Philastre所著:Lecode annamite(2°éd.，1909);该法典几乎全文转载中国法典。

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7]] 480.儒家学说:礼高于一切 许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们力求实现和保持的是儒家学说所宣扬的社会类型。